[2]其次是二阶情形，类似于哈特的次级规则，即我关于改变一阶情形权利的权利。

在万物互联的信息化时代，随着信息产品与服务的不断涌现与价值变现，针对财产利益分配的所有权制度正在经历从占有控制到利益支配的转化，即将行使所有权产生的利益视为所有权承载的本质且核心的利益，形成所有人实现利益的制度理念。因此，在国家宏观的市场定价标准前提下，在法律允许的自治范围内，关于收益分配问题，基于合同形式，运营方可以与开发方进行自由的协商。

(17)由此，借鉴该思路，政府数据的开放原则上应该是统一开放，即全部开源性地向社会公开开放，任何个人或组织均可获取与使用，开放权限不具有排他属性。那么，行政许可证的发放行为是什么法律性质？在我国制度体系下评价，本文认为属于行政委托行为，而非行政许可行为。现实中，数据利用方运用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自动驾驶等信息技术将数据应用于交通、教育、安防、城市管理、资源交易等市场产业运营中。在现实适用中，数据的占有使用制度可延伸出数据的用益物权理念，即此处提出的广义的数据收益权(包括开发与再利用的权利)。接收政务数据的一方一般为企业，借助资金与技术优势，挖掘政务数据的市场应用潜力，生产出市场需要的信息技术产品或服务，即政务数据的数据增值衍生品。

(16) 欧盟2003年通过了《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指令》(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 Directive，下称旧PSI指令)，2019年1月22日，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和欧委会就修订后的《开放数据和公共部门信息指令》达成一致意见，之后通过了最新的《欧盟开放数据和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指令》(下称新PSI指令)。二、政府数据开放的法益基础与开放协议的法律性质 在政府数据开放中，一方面，私营主体使用政府数据的法理基础是什么？另一方面，企业使用与开发政务信息资源的具体法律依据是什么？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决定了政府数据使用权转移的法理基础与合规依据。[22] 参见龙卫球：《人格权的立法论思考：困惑与对策》，载《法商研究》2012年第1期。

张翔教授同时将人格权与社会主义原则蕴含的保护社会弱者连接起来，这就可能与人的尊严存在一定的范围重合，参见张翔：《民法人格权规范的宪法意涵》，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4期。[20]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IX法律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6页以下。在不那么严格的意义上，纯粹的错误可能对应着公法责任，而指向性错误可能对应着私法责任。这涉及到舆论监督、科技发展、医疗、公法管制、商业利用与人格权保护之间关系的妥当协调。

确实，《民法典》人格权编是新生的儿童，即便认为它是破坏民法典体系的魔童降世，但通过更为包容性的理论叙说、更为广泛性的实践推动所持续供给的营养，又有谁能保证它不会成为推动民法现代化的盖世英雄呢？。（2）我有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我肖像的特权(privilege)。

二是人格权保护涉及的法律关系越来越复杂，对人格权的保护往往需要平衡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据此，《民法典》对于人格权的规定，主要是从民事法律规范的角度规定自然人和其他民事主体人格权的内容、边界和保护方式，不涉及公民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基本权利。[6] See S. May, Directed Duties, Philosophy Compass, Vol.10, No.8(2015), pp.523-532. [7] 关于环境权的研究，参见张震：《环境权的请求权功能：从理论到实践》，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4期。确实，《宪法》第38条中使用了禁止用任何方法的表述，与其他条款的表述相比，语气更为强烈，但仍然受到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个禁止对象的限制。

按照该规定，人格权保护中首先要考量人格权的类型。此时，摆脱了僵硬的全有或者全无的方式，实现了弹性而非固定、开放而非封闭的方式。第990条第2款也仅明确了自然人人格权范围的开放性，该规定并不适用于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民法典》关于人格权的一些规范可以根据上述结论而得以解释。

例如，对于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在私益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在举证能力上存在明显差异，由举证能力更强的行为人承担举证责任，具有充分的合理性。权利的地位论属于自然权利理论的传统，其坚持康德反对将人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的绝对律令，认为人的地位使得尊重权利是正当的，权利应当受到尊重，因为这样做是合理的，而非权利的工具论所认为的那样，即保护权利能够带来利益的最优分配，尊重权利是因为这样做能够带来好的后果。

[15] 具体参见陈景辉：《权利的规范力：一个对利益论的批判》，载《中外法学》2019年第3期。当然，人格权不得被概括性放弃，并不意味着任何放弃都是不允许的。

石佳友：《人权与人格权的关系——从人格权的独立成编出发》，载《法学评论》2017年第6期。[8]毫无疑问，保护生态环境是义务，但是，这种义务并非当然地指向特定民事主体。张翔：《民法人格权规范的宪法意涵》，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4期。[24] （三）人格权的道德权利属性 将人格权作为法定权利，能够增进形式合理性。因此，是个人自治定义了共同善，后者无法脱离前者，不是个人权利以及其所保障的个人自治必须通过促进共同善获得正当性，反而前者是后者得以成为后者的条件。[9] 即使主张将环境权作为基本权利者，也认为其属于基本权利体系中的社会权，参见王锴：《环境权在基本权利体系中的展开》，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10期。

行为人发表的言论是属于对特定事实的陈述，还是对个人意见的表达，认定时也要采取不同的标准。[44]而第38条中的人格尊严是一种具体的基本权利。

[7]《宪法》修改后，生态环境保护仍然并非可主张的公民基本权利，而是以国家目标为基本方向，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国家的重要客观法义务。[22]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格权益的类型越来越多样。

受害人是公众人物，是何种类型的公众人物，例如政治性公众人物还是社会性公众人物，是完全目的的公众人物还是仅与特定公共议题相关的有限目的的公众人物，是自愿成为公众人物还是被动、非自愿成为公众人物，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宪法》中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人格权当然是其中之一，《宪法》对人格权的具体规定体现于第37-40条。

[53]如果对人格权的保护过于绝对和宽泛，则难免会忽视其他价值的功能，使得其他价值受损，而侵蚀其他人的自由和其他共同善。罗马法中并不存在现代的人格权概念，而在侵辱之诉中包括了对身体、名誉和尊严的保护。其次，宪法的规定不仅调整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其作为客观价值秩序，对于公民和公民之间的私法关系也发生重要的价值辐射作用。此时，你的错误并非纯粹的错误，也是一种指向性错误，权利就获得了更为严格的保护，其本身具有独立的规范力。

或者是弱规范力，权利人之外的某些利益是内在于权利的，权利通常而非始终可以排除相反的道德理由，在一定程度上对权利与价值之间的冲突开放。对此众说纷纭，但两种最为重要的理论是意志论和利益论。

人格权由此使用了卡拉布雷西意义上的不可让与规则。权利要成为一个规范性概念而非描述性概念，则权利本身就应当是价值判断的根据，即使可能存在其他背景性理由，但价值判断无需诉诸这些理由，而仅需诉诸权利本身。

现代性以理性和自由为最基本的价值，但追求这两个价值的结果，却被诊断为它们本身的丧失，这正是现代性的悖谬之处，现代性的问题恰恰在于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形式合理性越强，对个人的自由意志和尊严所造成的威胁就越大，形成理性的铁笼。

（1）我有对我的肖像免于你以丑化、污损等方式侵害的请求(claim)。[40] 参见张翔、赖伟能：《基本权利作为国家权力配置的消极规范》，载《法律科学》2017年第6期。但是，除此之外，首先，基本权利还强调了国家对公民的这些基本权利的保障义务，国家要通过各种方式实现对这些基本权利的保障，通过立法予以保障是实现国家保障义务的重要方式之一，宪法的这些规定应当通过法律的具体规定予以落实。在德国，基于以财产保护为中心、人格权的不确定性、不当混淆了人格权的主体和客体等原因，《德国民法典》未规定一般意义上的人格权，除第823条第1款所规定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之外，仅明文规定了姓名权（第12条）、信用权（第824条）、性自主权（第825条）等几项具体的人格权。

进入专题： 人格权 民事权利 。[31]同时，将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作为判断未被法律明确规定的人格利益是否在私法中保护的价值基准，避免保护的过分泛化，避免权利通货膨胀导致侵蚀权利论证力量、成本无敷、阻碍共同善的落实等难题。

[19] 参见[德]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Ⅰ》，朱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60-262页。杨立新：《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立法的创新发展》，载《法商研究》2020年第4期。

[32] 关于权利泛化导致的问题，参见陈林林：《反思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权利泛化》，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42] 对卢曼此种观点的论述，参见李忠夏：《宪法变迁与宪法教义学》，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213-222页。